我们生活在一个墨西哥人和拉美裔人正在受到正面和粗暴攻击的社会，生活在一个颂扬暴力、武器和消费主义的社会。当一个仇外的总统讲话时有人听，特别是武装的种族主义者聆听。

　　在加利福尼亚当种族主义的总统讲话时，在线路的尽头总是有人在听。令人伤心的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公开揭露。如果是其他的事情，这种最大的虚伪不是非常重要，但是事情是现在后果是致命的，这种沉默开始成为这种血腥的野蛮的同谋。

　　移民和特别是我们这些拉美裔人受到白人至上主义愤怒的攻击，一个种族主义的总统仇恨的说辞为他们提供养分，如果他被连选再任四年总统，他有能力说出任何愚蠢的事情。

　　白人至上主义者帕特里克克鲁休斯带着愤怒，穿越了几乎整个德克萨斯州到达埃尔帕索小城，这里83%的居民是墨西哥人或拉美人。克鲁休斯寻找完美的地方能够仅在一次攻击中杀害大量拉美裔人。这个地方靠近与墨西哥的边界，已经变成特朗普孤独斗争的名信片，他的隔离墙和说辞的名信片，在这里它的官员们已经将大多数家庭分离，让数千名儿童成为孤儿。

　　当克鲁休斯首次进入沃尔玛商场时，还可以读到他在因特网上为这次行动所写的声明，他试图为他对墨西哥人的仇恨找到理由，企图在这里宽恕特朗普但没有结果。克鲁休斯在这份宣言中使用的语言和风格被揭发抄袭特朗普的思想、福克斯电视网的宣传和共和党的说法。当杀人犯出去找他的步枪时，商场内有近3000人，多数是拉美裔美国人和墨西哥人，他们正在为孩子购买学校用品。

　　克鲁休斯回来时手握一支高性能的AK-47步枪，耳朶上戴着一介消音器，安全眼镜，以一种几乎平静的方式开始屠杀。在几秒钟之内这个枪手结束了22人的生命，其中多数是墨西哥人(有两人死在医院里)，26人受伤。克鲁休斯写道，“我正在简单地保卫我的国家，反对上一场侵略引起的文化的和部族的替代”，他指的是特朗普从很长时间以来关于一场所谓来自南方的“侵略”一直在说的事情。

　　在美国致命的处方中存在着两个血腥的成分：种族主义的仇外和暴力。如果国家没有注意到问题的根源的能力，它将继续下降，直到像在人类的历史上所有的帝国做过的事情一样，结果是一种全面的破坏。

　　但是让我们同意使用的语句。仇外这个词指仇恨、嫌恶、敌视、害怕和拒绝外国人，这个词由两个希腊语组成：外国人和害怕。种族主义这个词也来自两个词：种族和可能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后缀“主义”。这个词被用来称呼企图解释一种伪造;为什么一个种族高于另一个种族，特别是在德国和欧洲纳粹主义的时期。

　　似乎区别在于种族主义来自一种知识分子的荒谬作品，与此同时仇外是一种喉音的感情，是由于取得特别的效果和恐吓投票者的政治野心挤压出来的恐惧。这两个词由于它们的意义我们肯定可以合在一起使用。由于最近的三次屠杀--不到一周杀害了34人--这两个词的使用在企图确定特朗普说的内容时的混乱和没有区别。

　　由于这些人所共知和让人恶心的抨击，我们可以说特朗普总统是一个种族主义的仇外者，也就是说他害怕外国人，但不是所有的外国人，而是某些人，是特定的种族，正在这方面做些事情。

　　必须说种族主义的仇外和暴力是根本的支柱，依靠这些支柱建设了这个国家。自从迁徙的英国人在北美洲登陆起，他们开始敌视万帕诺亚格印第安人，偷窃他们最好的土地，引入破坏他们的收成的畜牧业。从1620年起反对印第安居民的战争有变化。只是在17世纪才突出了盎格鲁-波瓦坦、佩科特、比弗等一些地方的战争。

　　盗窃土地，欺骗，撕毁条约，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非法开采自然资源，屠杀北美洲印第安民众持续到本世纪。

　　暴力成为美国社会的组成部分，是文化、民俗和娱乐。从出现必须保卫被盗窃的土地的第一天起暴力就渗入社会的心灵，作为合法的回答。今天所有类型的暴力，口头的、身体的、家庭的、好的和坏的暴力存在于美国社会所有的角落，甚至受到奇怪的法律和合法条件的保护，在家庭，在教室，在屏幕上，在计算机里，在瘫痪，在高速公路上，在审判室，在市场，在价格上，在政治演说中(口头的骚扰，嘲笑残疾人，诽谤妇女等都是暴力的形式)，在华尔街，在总统偶候选人的辩论中，甚至是在防弹背心的模式开始由有名的裁缝设计的时候。

　　暴力是民众文化的一部分。英雄们接受奥斯卡奖，因为他们制作的电影中许多人被暗杀。但是好莱坞排除暴力、暗杀、痛苦和死亡的过程的现实背景。杀人是容易的，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家人，在电影中在被肢解的受害者的背后没有哭泣。

　　一份研究揭露使用武器的暴力在被评定为PG-13(13岁以下的孩子应当由父母同意才能看)从创立根据电影的内容进行评定的制度以来30年增加了两倍。根据公正与精确报道组织的说法，在PG-13电影中使用武器的暴力比在被评定为R级限制的电影更多。从来不说，但是很清楚的信息就是对于任何美国人来说，在一种有很大压力的形势下使用武器是自然的事情。

　　电影制片人说暴力电影可卖。尽管现实生活中的流血，学者们的研究已经表明在好莱坞暴力在增加。最近60年期间的电影中好莱坞的暴力影片增加了一倍。

　　在2016年奥兰多布尔塞夜总会的屠杀(49人被杀害)之后，电影批评家本非拉纳根在一年里收集了25份发行表现武器的电影海报。在2017年拉斯维加斯可怕的屠杀(58人被枪杀)之后，您还认为这是一个小数吗?不，数字的增加“让人恶心”。非拉纳根说，他找到了41份好莱坞表现武器的电影海报。他说，“很难不注意在电影的海报中武器如何保持优先的地位，甚至这是空前的事情”。

　　对社会产生的这些问题缺乏严肃的、深刻的分析，产生了一种几乎类似于远远超过虚伪的沉默的现象。这种沉默掩盖的问题是很多的：文化的病毒包围绕着我们，其特点就是它的暴力。问题一批接着一批如同加速的电影一样。今天在消费者头脑中的东西明天就不在了。

　　在一场屠杀之后我们出了丑事，我们哭泣，我们为受害者祈祷，我们捐出货币，但是很快这一切都忘了，一切又陷入沉默，这样到下一次悲剧。只有更多关注的人才注意到为了解决问题没有做任何事情。沉默产生遗忘，一个患健忘症的社会是不负责任的，迅速忘记一切。

　　长期的战争是武装的暴力在国家的意识中几乎永远存在的另一个因素。美国从1776年作为国家成立时起(也许从以前，从迁徙到达美洲起)总是卷入世界上的战争;更准确地说它的存在93%的年份卷入战争。如果我们统计一下，美国在243年的历史上有226年与世界上不同的国家进行战争(有些人倾向于称为“武装冲突”)。

　　换句话说，这个国家从来没在一个十年里不卷入某个冲突，只是在19351940年的大萧条期间有5年没有干涉某个武装冲突。根据全球调查网页，这个国家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在和平的时期，从技术上可以说美国所有的总统都曾经是“战争的总统”。

　　事实上，美国是唯一设立一个为了战争的老战士的部，估计有近2000万公民是老战士，其中许多人从战争的暴力回来卷入社会的暴力。他们有不同样的精神创伤，作为没有家的吸毒者生活在非常贫困的状态。

　　对死亡的概念和关系也是暴力的一种形式，因为作为成年人和和儿童与它有联系，如同死亡在概念上的表现，好莱坞文化和电视、因特网社交媒体帮助联系我们，理解我们与生命和死亡的关系。

　　当普遍在电视上看到裸体、被肢解破坏和被烧的尸体，性强迫和所有类型的人的越轨行为的时候，我们途径能够要求青年不用暴力?在好莱坞的电影里，在视频游戏里，死亡和暗杀变得容易进行，一切都用子弹和轰炸解决。死亡与痛苦分开，因此死亡是容易的。过去的英雄不杀人。今天这些社会的偶像变化了，现在他们杀人，是杀人的类型，用暴力解决一切。

　　这样，似乎这种暴力本身分为两类：好的和坏的暴力。这是人们想看到和迅速消费的，直截了当。从很久以前市场营销对此很清楚。到最后一切都靠迅速转变空间来解决。

　　在上学的时间电视节目当全家在漫长的一天之后在家里聚会努力表现最血腥的东西，被暗杀的受害者可怕的形象。在所有这个疯狂的中心是“迷幻的女士”，一个露胸的女人比街上一个正在流血的身体更不道德。在电视连续剧里被破坏的身体越来越常见，到最后解决犯罪，但这样不是痛苦。

　　痛苦不能以任何手段传递，痛苦只能感受。被一种死亡的文化包围的青年，每天被撕裂家庭的亲密的屏幕包围，可能想什么呢?在视频和电脑里的战争游戏是可怕的。卡勒特成为唯一受到奖励的选择，进入下一个阶段。解决问题，处理某个敌人，可能是向他开枪，捅刀子，放火烧或是打碎他的骨头。

　　在美国的电视和因特网上所有这些节日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您可以看到对您合适的节目。在这些节目中一般来说死亡是很快的，没有痛苦。杀人犯结束他的工作，迅速准备下一个。悲叹和痛苦不是死亡过程的一部分。在杀人与死亡之间没有差别。痛苦在行动的肾上腺素消失。一切都是容易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颂扬暴力、武器和消费主义的社会。在这里我们人的数据和我们的隐私成为媒体操纵的受害者，演算法开始发布真相。好莱坞的电影，电视系列剧，杂志，电台，海报，商业广告，所有用于销售的东西都有来自市场营销的因素，百万富翁们的社会--人口研究当然都准确地知道某某人是在94119邮政法典中生活，他想观察、索取、吃饭或穿衣。

　　在这个动乱的时期，技术的进展取代一切，甚至现实。现在说的是改变现实，用所谓“潜在的现实”来取代它。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救助”，一种从资本主义的城市疾病拯救我们的绝望的意图，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以便逃避责任，逃避一点都不令人高兴的事情。

　　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正在变成一个“俄罗斯轮盘”，在这里公民们的生活被成为下一次屠杀受害者的恐惧包围着。美国人正在一些人杀害另一些人。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市场的社会正在自杀。具有实力的军备工业在狂奔，不能降低销售的速度，需要出售更多的武器，通过一个百万富翁的运动创造一种推想和急迫地拥有武器的需要，拥有自动的武器和具有可重复残暴能力的战争的武器的需要。

　　正在创造一种没有控制的成瘾。据说只有武器能够阻止武器，一个有手枪的健康人阻挡一个有手枪的不健康的人，武器不杀人，在扳机后面的人才是杀人犯，为了在学校阻止屠杀，必须武装老师和学校其他的人员。

　　武器工业为以恐惧为基础的运动提供资金，这是一种保护的需要，存在不信任和恐惧。创造了对所谓被嫉妒的“美国的生活方式”推想出来的攻击。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想攻击我们，因为这些人想拥有我们有的东西。

　　资本主义没有答案，因为这没有边界，没有自我调控，没有旗帜。于是需要选择一个没有暴力的社会，没有种族主义仇外的社会，没有战争和没有武器的社会，没有健忘症的社会，有一种良好的记忆的社会以便记住我们的死去的人。特朗普的团伙只是再一次唤醒魔鬼。在太阳底下没有任何新东西。(作者费尔南多A.托雷斯是定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记者)

　　几十年前我们写过和回答媒体的电话，以便讨论在美国的屠杀。在弗吉尼亚工学院、桑迪岬、奥兰多、拉斯维加斯不必说一些大城市共同的犯罪，相当接近于中美洲某些国家令人羞耻的数字。乌拉圭受到国内和美国的严厉批评，因为它的暗杀指数已经增加到每10万居民11.2。与此同时它的旅游者在迈阿密海滩感到安全，不考虑迈阿密城，从最低的历史纪录具有同样的暗杀指数。不用说超过这个指数的其他40个大城市，比如圣路易斯达到每10万居民60人被杀害。

　　不少次我告别这些记者朋友时用痛苦的黑色幽默说“到下次屠杀见”。在我的课堂上某些学生责备我这类表达的严厉。这也许是问题的一部分，武器的宗教与这个国家猖獗的种族主义共享，特别注意语言不要冒犯任何人，但是没有解决问题，而是更加恶化了。

　　今年以来美国已经发生250起枪击屠杀案。其中两起枪击屠杀案因为死亡的人数和它们时间相隔很近(13个小时)而引人注意。两起案子有共同的因素，但是它们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很不相同。

　　我们从在俄亥俄州代顿的第二起屠杀开始说。杀人犯是一个24岁的青年，他没有种族的原因，也没有意识形态的原因。如同他喜欢对政治专家们说话时将祈祷作为唯一的方法，是一个“精神病人”。事实上他是和控制武器的同情者，在9名受害者中有他自己22岁的妹妹。当然面对一个持有一支步枪的“精神病人”和另外一个手持棍子的人，任何人会选择后者。

　　13个小时前在德克萨斯的埃尔帕索发生悲剧，是由明显的种族原因引起和造成的。杀人犯21岁，我不想提他的名字，他从达拉斯开车个9个小时到达南部边界，目的是杀害拉美裔人。他在一份充满拼写错误和更坏的历史观念的宣言中提醒，他的计划是因为“拉美裔人对德克萨斯的入侵”。埃尔帕索80%的居民是墨西哥裔美国人，此外，还有墨西哥来访者。美国西部三分之一土地的大部分拥有一种拉美裔居民强烈的和为数众多的文化，不仅是因为从美国占有这些土地的时候起，墨西哥人经常穿越看不见的边界以便在北方的甘蔗收割季节工作，当年回到南方，而且是因为在几个世纪那里是西班牙或墨西哥的土地。对暗杀非常生气的德克萨斯1836年从墨西哥独立，因为墨西哥人在这个省已经消灭了奴隶制，新的盎格鲁移民没有黑人奴隶不可能繁荣，那些通常逃到墨西哥的人们寻求自由。当德克萨斯与美国联合时，北方开始与南方的内战，德克萨斯与联邦联合以便保持它的奴隶主的特权。自从它败在林肯的手下起，奴隶制的南方将这次失败变成白人道德上的一次受害，分散了对奴隶制的注意力，在书本、电影和教室里讲述的内战是为了南方的“价值”，是一场不平等的斗争的思想。

　　德克萨斯的基础本身有一种深刻的种族主义根源，如同美国的基础一样。但是不论是美国，还是德克萨斯，都有能力与60年代大型的社会斗争相结合，不仅与马丁路德金的斗争，而且与其他的拉美领导人如塞萨尔查韦斯、多洛雷斯乌埃尔塔或是萨尔卡斯特罗的斗争。那时国家没有主人。甚至杰斐逊(美国前总统)说过其他明显的事情：土地属于活着的人们，而不是属于死人。

　　但是，这里正是白人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心：保卫一个种族的观念以便让它的地位更持久，超出个人。为什么我的国家保留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口对我重要呢?此外，有一天起床和看到所有的人都像我们，像我们一样思考，这可能是一场恶梦。

　　西方白人至上主义的现代观念在英国的殖民地产生于20世纪初期，这有偶然性。正是当欧洲和英国开始失去奴役世界其他地方的特权的时候，这似乎是一种“白人种族灭绝”的幼稚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在20年代美国变得普遍是“白人种族”处在来自其他种族灭亡的威胁之下，即黑人、棕色人、黄种人和红种人的威胁之下。尽管这些种族中的任何一个在现代从来没有侵入欧洲和美国，而且事情正好相反。非洲在300年的时间里，直到最近是欧洲的“后院”，在那里对黑人的犯罪有几千万起，数十个政府被破坏、干涉或被消灭。在最近的时期以反对“”的斗争的名义，但是在更早之前以保卫“美丽的种族”的名义，白人种族应当统治其他地方，并让其完全毁灭。拉丁美洲本身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同样的。亚洲和中东不同的人民对于西方大国来说也是同样的。

　　结果是现在富人的孩子抱怨一场“拉美裔人的入侵”，抱怨“白人的种族灭绝”和其他的大哭大闹。为什么?美国是最近几年生存的前景已经减少唯一的“发达”国家。研究指出这是由于白人居民的健康受到破坏，原因是毒品的流行病，特别是鸦片类毒品(每年夺去5万人的生命)、酗酒和情绪低落。这种可怕的情况不是一个种族的阴谋，而是他们非常喜爱的交易的自由，药物的交易已经创造和保持每年75万亿美元的利润，为的是让人们继续死亡。

　　埃尔帕索的杀人犯在他的宣言中还抱怨，虽然移民从事肮脏的工作，他们的孩子通常在大学里获得成功。也就是说，甚至他可以忍受低等的种族总是做一种肮脏的工作，他没有表明能够做更艰难的工作和达到某种学术成就。这就是竞争者的文化，竞争总是这样，同时我记得所有的竞争。

　　当一个社会遭受胜利者傲慢的时候，很难承认错误和罪行。正常情况下一个关键的少数这样做，但这还不够。不应当低估一个重要的居民阶层的愚昧无知和狂热，他们认为任何变化和不同的方式都是“反对美国的”。

　　像其他的悲剧一样，这场悲剧将进入集体的记忆。因为如果存在着美国的文化关于做得很好的事情就是忘却。历史的大厦像最近的过去一样向下倾倒，在它的地方竖起新的东西(一个沃尔玛，或一个麦当劳)，人们说自从上帝创造世界起它总是在那里。

　　美国自己宣称是自由和民主的冠军，它拥有的最少的东西正好是自由和民主。没有证件的移民这个棘手的问题让人看得非常清楚。

　　拉丁美洲代表着美国的“后院”这不是任何新闻，是它自然的地缘战略的后卫，是以赠送的价格的原料提供者，被迫成为美国产品的客户。但是除了所有这一切，拉丁美洲还是用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在美国所做的许多工作是定居在那里的数百万拉丁美洲人劳动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从移民的意义上说素质是不正规的。

　　帝国的经济完全了解大部分劳动群众这个“非法的”性质(用行政的语言来说)，并加以利用。总是存在不正规的移民，对此事进行一种无耻的讹诈：由于他们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匮乏，这些劳动者逃离自己原来的国家，被美国资本利用，通过讹诈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比美国人的平均工资低很多。但是，尽管这些收入在比较的意义上是很低的，对于到达美国的拉丁美洲人来说这种工资代表一种“拯救”。他们生活的条件让人愤怒，这有助于储蓄，将钱汇给他们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家人，用这些钱在他们原来的国家可以减轻一点严重的形势。

　　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当局。但是后者倾向于无视这些人的群体非常贫困的条件和超级剥削，更痛苦的是为了到达美国的土地他们应当穿越的经历。这些汇到他们的土地的美元帮助支撑改善当地的贫困。事实上，在本地区的许多国家侨汇代表着国内生产总值的1520%，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达到它们的经济总额的三分之一，本地区的任何政府都不想失去这种补贴，在这里对它的同胞们的不幸保持沉默。

　　另一方面，美国的资本利用这些数额巨大的没有证件的移民。爱德华多波特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无耻地断言，“在更多的劳动者穿越边界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将降低劳动的成本。他们廉价的劳动力提高了经济的生产，降低成本。从2014年到2024年15个就业中的8个将会更迅速地增长在家里照顾病人的助理，准备食品，贸易大厦的管理人员和其他类似的工作不需要进行任何培训”，这样对拉美裔移民的利用(冷酷无情的剥削)得到确保。

　　为什么现在从唐纳德特朗普到达白宫时起进行这场反对非正规的移民的正面斗争呢?在所有这一切当中存在一种不道德和让人轻蔑的双重标准：说的是一件事，做的正好是相反的事情。在一些方面这是明显的。比如，墨西哥和中美洲的移民受到诽谤、拘捕和遣返，但是对离开委内瑞拉“血腥的毒品-独裁”的居民叫好到天上，甚至捶胸顿足。于是存在“好的”和“坏的”移民。

　　作为最低限度，为了理解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极端保守和激进的班子现在的移民政策的强硬，可以指出三个原因。第一，具有选举的性质。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劲逐步丧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对世界的产品的贡献达到52%，现在下降到20%;它的公民中间贫困增加)，特朗普劝诱的讲话寻求一种简单的、机械的和有效果的解释。借助一个替罪羊比如说“移民盗窃就业岗位”就是一种处理办法。面对一种没有结束的危机形势，美国的公民群众可能不再轻易地相信这种虚假的解释。很明显，他们过去可以投票支持这种仇外的思维，在下次选举中将不可能再次这样做。无论如何美国经济丧失活力的原因不是没有证件的外国人：而是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和全球范围制度的重组，因为新的极开始使美国失去权势。

　　第二，种族主义和极端的仇外。要求建设不可攻克的隔离墙是一种出于本能的种族主义的基础，它穿越美国中间文化的大部分，对此唐纳德特朗普是一个清楚的讲述者。他在某些社交网络上有名的信息中，2018年他说拉丁美洲的移民是“很坏的”，他们不是人，而是动物;他们原来的地方是“粪土的国家”。在这里面对这种“入侵”必须誓死自卫。如同拉赫曼和罗马诺说的，在这场反对所谓的“入侵者”的斗争中，“某些具体的措施是建立私人安全队、无人机、地理定位系统、在火车上和战略地点的监视摄像;在道路周围设立报警和移动的装置。”目前联邦政府容忍某些民间的武装团体(没有合法地授权)，它们成为抓获穿越边界的移民的人，冷酷地杀害他们。所有这一切成为允许或刺激暗杀的背景，如同在标题中说的消灭“拉美入侵者”。尽管在这种愤怒之后华盛顿被迫“谴责、不容忍和白人至上主义，因为在美国仇恨没有地方”。总统发出的真正的被多数居民接受的信息是极端的沙文主义。在这里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团体就是“潮湿的狩猎者”。这样在德国上个世纪的30年代诞生了纳粹主义。这正是现在在美国经历的事情，由一个白人至上主义的总统挑唆，他看好三K党，与他们没有很大差别。

　　经济的讹诈继续存在。说在非常贫困的条件下为了“美国梦”到来的拉丁美洲人和加勒比人在和美国公民争夺工作岗位绝对是谎言。这是可耻的谎言。移民的条件强硬除了前面所说的原因，对于资本来说继续是一个好的机制，办法是将他们的工资保持在最低水平。可以说这是“全球范围的工业储备大军”。很大群体的失业者或绝望的人来自贫困的国家，在美国的土地上被讹诈，说他们是“移动的”幽灵，可能被遣返。也就是说，强制他们在最坏的和最不健康的条件下工作，借口是他们可能被遣返。那么，如此大四吹嘘的自由和民主在哪里呢?

　　总之尖锐的非正规移民的问题规模越来越大，不论是在美国(移民来自拉丁美洲)或是在欧洲(移民来自非洲和中东)都明显地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枯竭。

　　解决的办法从来不是建设隔离墙，或推动仇外的政策和情绪;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从根子上打击每天有上千人逃离贫困来到这些所谓的“拯救的岛屿”的原因。已经看到资本主义不想也不可能提供这种解决办法。

　　8月3日发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屠杀结果打死22人，打伤26人。枪手在被抓获以后对警察说，他的目标是“尽可能杀死很多墨西哥人”。

　　作案几个小时之前在因特网上一篇与屠杀的主角有联系的文章发出了类似的白人至上主义的断言：“这次攻击是一个对拉美人入侵德克萨斯的回答。他们是煽动者，我不是，我只是简单地保卫我的国家避免文化和部族的取代”。他还谈到“一项将美国按种族分裂土地的计划”，警告“外国的人员正在占领白人的地方”。

　　在这同一个时期发生了两起屠杀事件。7月28日在加利福尼亚北部一个年度狂欢节上一次引起恐惧的枪击中3人被打死，12人受伤今年以来在美国共发生了250起枪击事件，上千人成为受害者，杀害了250人。

　　我们再次面对一个要求人的正派和诚实的现实。正式的演说没有价值，政治上也不正确。必须严肃对待无辜者的痛苦，不能也不应当限于一种临时的愤怒或谴责以便走出窘境。受害者指明必须看到这种非人道的根源。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主席丹尼尔迪纳多认为，在美国社会这继续是坏事，当人们为了参加生活中日常的活动聚会的地方没有事先的通知，可能变成对人的生命暴力和蔑视的场景。他同时揭露这种武装暴力的祸患“继续没有控制，已扩散到全国”。

　　受害者无法避免的证据导致特朗普总统谴责“种族主义，不容忍和白人至上主义”。但是，众所周知他反对移民的意识形态是为了获得保守派的选票主要的旗帜之一，是他寻求继续连选偏爱的思维之一。他促进反对拉美裔美国人的思想和仇外的态度，违反世界的社会两项伦理的原则：热情好客和尊重人权。特朗普用进攻性的语言指向那些到达边界城市要求避难的中美洲人和墨西哥人的家庭。说他们“入侵”或“传染”。更加糟糕的是说他们来自“粪土的国家”。所有这一切完全是仇外、暴力和敌视的语言，他在因特网的推特文章中也用来说屠杀的作案者。

　　为什么现在美国经常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通常的回答是：美国的社会暴力特别多;种族的分裂已经耗尽了社会的凝聚力;公民们缺少适当的精神关注;暴力已经理想化但是，一批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证实唯一可以解释在美国大规模枪击的高指数变量是对于想要或能够购买可以得到的武器的数量是灾难性的。如果我们将反对移民、不容忍、种族主义、歧视和自由地接近拥有武器结合在一起，我们就有一个不合群的场景，成为一道阻止和平处、热情好客和尊重人的尊严的大墙。

　　2019年教皇弗朗西斯科在世界移和难民日的讲话中提醒移民的问题在我们的恐惧中博弈。对其他人的恐惧，对陌生人的恐惧，对被遗弃的人和外国人的恐惧。恐惧制约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到至将我们变成排斥异己、封闭的人，也许我们没有注意到，甚至变成种族主义者。“这样恐惧夺去我们的愿望和与其他人聚会的能力，和不同的人聚会的能力”。抵消恐惧的矫正办法是“热情好客”，理解作为所有的人的一种权利和义务。人所共知，热情好客的理想在人性化的进程中发挥一种重要的作用：帮助制定好的法律以便阻止暴力，启发使接受外国人、移民、难民和不同的人是可行的政策。(作者卡洛斯阿亚拉拉米雷斯加利福尼亚旧金山教区西班牙语牧师学校的教授，圣克拉拉大学耶稣神学院西班牙语研究所的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退休教授)